龙振彪：一生生活在红色电波中的将军（叶青松）
1935年6月，长征途中的红一、四方面军在途中实现了会师。进入7月，张国焘被任命为红军的总政治委员。然而，到了9月，他一意孤行，带领部队南进。10月，他公然宣布另立一个“中央”。面对这一局面，毛泽东运用智慧，率领中央机关以及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北上。但由于密码掌握在张国焘手中，中共中央与红二、六军团之间的联系因此中断。
经过半年的时光，湘鄂川黔苏区的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贺龙与任弼时，接到了中共中央发出的加密电报。为确保电报内容的真实性，二人便运用密码进行了仔细核对。然而，这封本应保密的密电，竟意外地落入了张国焘之手。这封充满曲折的密电，不仅为红二、六军团指明了长征的方向，更使得他们成为了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支部队，从而大大加速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进程。而那位接收并全程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的人，便是龙振彪。
龙振彪步入红色电波故事的篇章。
龙振彪，生于1914年2月6日，江西省永新县石桥乡梅田村是他的故乡。同年10月，他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了红军的行列。翌年5月，他被选拔至湘赣军区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开始了第二期的专业学习。
龙振彪回忆起踏入无线电训练班的场景时，不禁感叹道：“眼前的景象令我既惊异又感到新奇与陌生。我目睹了‘霍姆莱特’——一种依靠人力驱动的汽油发电机，它发出嘟嘟的轰鸣声，喷吐着浓重的黑灰烟雾，空气中弥漫着汽油燃烧的味道。不远处，几只黑色的蓄电池映入眼帘。我看到了那些如今看似简陋的‘哈特莱’电路发报机，以及配备3个电子管的再生式线路收报机。然而在那个时代，这些无疑是前沿技术，它们维系着部队与根据地间的联系，其重要性远胜于骑兵的奔袭和地下交通员的长途跋涉。正是在那时，我首次听到了电波的信号声，以及来自遥远城市的广播声音。”
龙振彪回忆道：“那时，中央巡视员冯文彬（曾在中央军委期间担任无线电队政委）对无线电通信事业尤为重视。他亲自挑选并推荐优秀干部深入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在我们之前，已经举办过一期训练班，共有8位同志参加了学习。而我们所在的第二期，则有旷泉吉、肖荣昌等7位同仁。我们的教学工具仅有一只蜂鸣器和一只手键，仅能模拟低频振荡器的声音。王永浚老师负责教授我们全部课程，包括收发电码、英语会话的通报以及电学基础知识。那时，电码收发是我们的核心课程。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王永浚老师每日都坐在一张简陋的课桌后，教导我们这些近乎文盲的青少年如何收发电报。”
四个月后的时光，龙振彪圆满完成了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学业，随后被分配至红六军团第十七师担任报务员一职。此时，红军正奋战在江西省南部及福建省西部，与敌军展开第五次反“围剿”的激战。红六军团代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萧克，已率领第十七师抵达九江周边展开行动。龙振彪重返红六军团后，首要任务便是与电台监护排及运输排的战友们携手，背负着机器，运送发电机与电瓶，从永新县向埠前方向转移。随着永新县城落入国民党军之手，龙振彪的主要职责转变为寻找红十七师部队。在此期间，他得知萧克已率红十七师重返永新县东乡地区。于是，龙振彪在东乡地区搜寻数日，最终于高头桥成功找到了红十七师。自此，龙振彪与“霍姆莱特”和“哈特莱”这两款无线电设备结下了深厚的渊源。
1934年夏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挫败，红军的主力与物资遭受了严重损耗，根据地范围不断缩减，面对内线战场国民党军的“围剿”，我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七月，遵循中革军委的指令，中共湘赣省委与湘赣军区共同组建了一支军政委员会，由任弼时担任主席，萧克与王震担任委员。该委员会负责指挥红六军团及其下辖的第十七师、第十八师以及红军学校进行西征，此举标志着红军长征的正式启幕。
7月19日的午后，龙振彪随红十七师从药子山出发，途经水里、白露，最终集结于梅田村。龙振彪回忆道：“7月23日的午后，我军（红六军团）自牛田启程，历经遂川突破敌军重重包围，再接连突破四道封锁线，行程千里，历经重重困难与险阻。至8月11日，我军抵达湖南的桂东，并随即占领了沙田。23日，我们从沙田急行军，一日之内行进七十公里，旨在抢渡湘江。然而，由于敌军已先一步占领了渡口，加之后续敌军紧追不舍，24日凌晨3时，我军抵达湖南著名的阳明山。当晚7时，全军在山腰处的一座大庙附近宿营。”
在露营途中，萧克指示道：“迅速搭建天线，即刻与中央取得联系。”
龙振彪与电台的同事们迅速行动，于大庙内架设起天线，不久便成功与中央取得联系。萧克从电波中得知，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陈洪时已背叛组织，地方党组织遭受了极大的破坏。鉴于返回苏区已无可能，萧克一行人果断决定，直接前往湖南永兴。
8月25日午后，红六军团于湘江上游搭建桥梁，意图强行渡江，踏入广西领地。然而，面对国民党军的正面堵截与尾随追击，该军团无奈折返，返回湖南道县。随后，在湖南境内，国民党军队纷纷发起攻势，红六军团被迫从道县撤退，直至广西全县。此时，被国民党军紧紧尾随的红六军团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最终在10月2日被迫转移至贵州的黄平、石阡、印江地区。该地与贺龙所率领的红二军团驻地相距甚近。
10月下旬，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在贵州印江木黄的胜利会师。龙振彪回忆道：“领头的将领翻身下马，他身形雄伟，浓眉大眼，蓄着两撇八字胡须，头戴礼帽，手持烟斗，正是我们心中所憧憬的贺龙形象。其后则是面容清瘦的关向应，其人也较为消瘦。至于夏曦，当时他的模样已无法清晰忆起。”
在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之际，共同组建了总指挥部。该指挥部决定将两个军团共有的半部电台集中使用，其中5瓦的小电台用于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剩余部分则用于侦听。贺龙对龙振彪等人感慨道：“记得在洪湖苏区时期，我们曾拥有一部由中共中央从上海派遣的电台。然而，1932年因环境艰苦，我们不得不将其埋藏于江边，从此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对中央红军的动向一无所知。电台的丢失让我们吃了大亏，迫使我们不得不隐入山沟。如今，有了电台，我们便能与中央保持沟通，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即便牺牲一个团，我也绝不愿失去这部电台。”
为吸引湘鄂川边境的国民党军队，缓解中央红军所承受的压力，并确保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的顺利进行，1934年11月7日，红二军团第六师把握时机，迅速占领了湘西北的永顺县城。湖南军阀陈渠珍迅速集结周燮卿、龚仁杰两位旅长以及贵州的杨其昌、皮德培两位师长所部，紧随红二、六军团之后，意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消灭红二、六军团。龙振彪等人在电台侦听到国民党军的这一阴谋后，红二、六军团领导层果断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主动撤离永顺城，转而进攻龙家寨。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红军取得了首战胜利，俘虏敌军2000余人，生擒了龚仁杰旅的参谋长。周燮卿、皮德培、杨其昌等人则落荒而逃。
战斗尚未正式爆发，龙振彪及其战友们便通过侦听设备得知，周燮卿所部拥有一部电台。然而，战事结束后，在清扫战场的过程中，这部电台却神秘失踪。龙振彪表示：“电台作为通信联络的关键工具，是首长指挥作战的得力助手。目前，我们（红二、六军团）仅拥有一部半电台，因此，我们必须设法找回这部至关重要的电台。”经过分析，龙振彪断定，周燮卿在慌乱撤退时，不可能带走电台。于是，众人商议，在俘虏中搜寻电台的下落。
于龙家寨的战俘行列中，龙振彪细致审问着每位俘虏。他的目光忽然被吸引，发现一名俘虏背上携带着一件约40公分长、20公分宽的物品。龙振彪随即发问：“老兄，这洋物是你从何而来？”他心中明了，这乃是一枚供电台运作的大容量电池。面对龙振彪的询问，那名俘虏带着不悦的眼神，小心翼翼地移动电池至身后，并未作声回应。
龙振彪洞察了那位俘虏士兵的心意，便言道：“这并非什么珍宝，不过是电台使用过的废弃电池罢了！”
“那位站在行列中央，低头不语，脸色苍白者，便是杨队长。”
龙振彪走到杨队长身旁，一声高喝：“杨队长！”那人身形不由一颤，立刻抬起头，脸色惨白，双手不住颤抖。龙振彪见状，便蹲下身，语气缓和地说道：“来，我们出去谈谈。”
杨队长忐忑不安地跟随龙振彪步出室外。龙振彪向他阐述了我军对待俘虏的方针，逐步消解了他心中的疑虑。直至此刻，杨队长方才坦白，自己名叫杨继昌，是周燮卿旅部电台的队长。该电台位于龙家寨后山，并由一个班负责守卫。
龙振彪与电台监护排共同商讨了作战策略，随后带领队伍，由杨继昌引路，抵达龙家寨的后山。电台便藏匿于一隐蔽的山洞之中。龙振彪命杨继昌发出信号。不一会儿，负责守卫电台的国民党军一个班便从洞中现身，红军趁势迅速将其缴获。
自从拥有了这部电台，红二、六军团便终结了半部电台的历史。此后，部队又陆续缴获了数部电台，使得红二、六军团共拥有了5部电台。然而，随之而来的是电台技术人员数量的严重不足。鉴于此，部队领导决定在战斗间歇期间开设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由被俘的杨继昌担任主讲教员，龙振彪则兼任报务教学。该期训练班自1934年12月开课，至1935年4月结业，成功培育了江天生、贺家泰等7名无线电技术骨干。
1935年四月，随着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圆满落幕，龙振彪同志被调返至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担任报务员一职。
龙振彪与“明电”传说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了辉煌的胜利会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了重要会议。28日，基于会议达成的共识，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红军应将主力部队北进。29日，张国焘同志被增选为中革军委的副主席。
6月30日，张国焘提出与中共中央决策背道而驰的南下川康边之策。至9月9日，他下达密令，指令左路军及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向南方进发，与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分道扬镳。随后，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的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宣布成立新的“中央”，并自封为“临时中央主席”。
9月9日夜间，毛泽东机智果断，率领红一方面军的红一、三军团，以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和红军大学，迅速撤离险境，继续向北方进发。他们成功突破了腊子口，翻越了六盘山，并于10月中旬抵达了陕甘边苏区的吴起镇（今吴起县）。
“在军事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刻，我们二、六军团与中央的电波联系突然中断。6月22日，我们长时间地守候并尝试与中央台建立联系，却始终未能听到对方的回音。接下来的几天，情况依旧，紧接着便是频繁的战斗与行军。中央台可能因为正忙于解决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复杂问题，以及穿越草地等事宜，未能与我们取得联络。军团首长要求电台务必加强与中央台的通信联络。我们每位报务员都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地按时呼叫和监听。中央台直至9月29日夜间才与我们成功建立了联系。”
当红一方面军圆满完成长征之际，蒋介石迅速集结军队，对湘鄂川黔苏区展开了新一轮的“围剿”行动，意图在龙山、永顺、桑植一带彻底剿灭红二、六军团。
在紧急关头，贺龙与任弼时紧急接到周恩来从吴起镇发出的加密电报，询问红二、六军团的具体情况。龙振彪是接收电报的人，他事后回忆道：“当时我正与总部电台交流，对方发送了一封长达600字的电文，我已接收了400字，对方请求稍等10分钟。然而，在等待8分钟后，突然有一台不同波长的电台以与我方相同的通信频率呼叫。其信号粗犷，手法亦异常。我产生了怀疑，经过沟通后，我询问对方身份，对方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是总队长王诤，受命与我台取得联系，并要求阎队长上线。我让他稍等，随即叫来了阎知非。阎知非上线后，我们用英语和加密方式进行了通话。王诤告知，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已率领中央红军抵达陕北。通话结束后，阎知非立刻向贺龙、任弼时等人汇报了这一消息。”
自6月起，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的通讯便已中断。然当中共中央来电之际，贺龙与任弼时皆惊喜交集。然而，他们对于周恩来所使用的编码电报感到迷惑，忧虑这可能是敌人的诡计。出于谨慎考虑，当晚，贺龙与任弼时联名，通过密码电报向周恩来发出询问：“久未互通音讯，恳请贵方在来电中明示省委委员名单，以证实我们的联系。”
“已悉29日来函。贵省委弼时书记，以及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一、四方面军计划于六月懋功地区会师并协同行动，中央任命我为总政治委员，此后我们应加强联络。”
张国焘的回复，为红二、六军团指明了突破重围的方向。在接收到张国焘发出的加密电报后，贺龙与任弼时于11月4日在桑植县刘家坪的龙堰峪召集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及军委分会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红十八师需留守苏区，继续顽强抗争，以牵制敌方力量；而主力部队则应逐步实施转移策略，首先突破沅水与澧水之间的两道封锁线，进入湘中地区，继而又向湘黔边境挺进，力争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石阡、镇远以及黄平一带，建立起新的苏区。此一决策，实质上标志着红二、六军团正式向红四方面军靠近的步骤。
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的主力部队，共计1.7万余人，从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等地毅然启程，成功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正式拉开了长征的序幕。
龙振彪长征传奇
龙振彪回忆道：“我们部队自龙里启程，一踏上公路便径直向贵阳进发。然而，行至距贵阳城不远处，行军方向忽然转向，目标指向了修文。由于部队行进迅猛，电台不幸失联。我们浑然不知行军路线已变，依旧沿着通往贵阳的道路前行。直至抵达贵阳城下，却未见部队踪影，这才恍然大悟，意识到电台误入了歧途。于是，我们急忙折返，寻觅部队的下落。”
红二、六军团在攻克修文之后，发现电台未能及时到位，任弼时同志立刻派遣侦察员四处搜寻。当晚，龙振彪及其电台的战友们与侦察员在某一村落不期而遇。龙振彪回忆道：“原计划部队于次日清晨启程，但由于电台尚未抵达，我们便在城外集结，等待电台的到来。直至午后12时左右，我们才抵达修文。首长看到电台终于到达，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他指示我们用餐后，便与部队一同出发。”
部队自修文启程之际，龙振彪被委派至红六军团第十七师，担任电台的特派员。1936年4月29日，红六军团成功穿越金沙江，次日即翻越雪山，抵达中甸。在漫长的行军途中，龙振彪携带着电台，紧随十七师队伍的末尾，肩负着保障全军顺利渡江的重任。抵达定乡后，红二、六军团的电台人员进行了重新分配，彭富九与张有年互换了岗位。张有年自红二军团调入红六军团电台，担任队长一职，而龙振彪则成为红六军团的报务员。
6月3日，红六军团在理化以南的甲洼寺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实现了胜利会师。红三十二军的电台队长闻述尧及报务员黄萍，对张有年和龙振彪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7月2日，红二、六军团相继抵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会师。7月5日，毛泽东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下达命令，指示红二、六军团以及跟随红四方面军南下的红三十二军，共同组建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由第二、六军团及第三十二军构成。在此过程中，龙振彪被正式任命为红六军团的电台队长。
9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对红二方面军所控甘肃徽县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为抵御这股进攻，我部决定向徽县的郭家镇进发。历经一晚的急行军，部队于次日清晨9时抵达指定地点。王震将军下令在郭家镇设立电台，并指挥部队集结于镇西侧的空旷地带，随时待命应对。
忽然，枪声密集响起。原来国民党军队早已在郭家镇周边的山上设下伏兵，见镇中竖起天线，便发起了突袭。报务员严成钦和江天生迅速抱起收报机和零件箱，紧随龙振彪一同冲出屋舍。院外，子弹如同暴雨般倾泻向小院。警卫班的战士们勇敢地向外冲击。“糟了，敌人已经将我们包围了！”一名战士嗓音沙哑地呼喊，“龙队长，我们该怎么办？”
龙振彪紧握着电台，伏身于矮墙之下，已无法分辨出是谁在询问。他缓缓抬起头，透过墙上子弹激起的尘埃，目睹了二十余名敌人已将出路封锁。他转身，声嘶力竭地高喊：“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奋力突围！”
喊声落下，龙振彪迅速抬起手中的枪，朝着敌军群发射了一串猛烈的子弹。与此同时，警卫班与电台的战士们将火力集中，成功压制了国民党军的火力。就在此时，王震所派来的援军也迅猛地冲进了村落。
郭家镇内遍布国民党军队。龙振彪在激战中高声呼喊：“我们必须突围成功，保护好电台！”警卫班的战士们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搏斗，其中两名英勇战士不幸牺牲。当众人奔至镇边的河滩时，龙振彪立刻发现了王震正站在一棵大树旁，指挥着接应行动。龙振彪气喘吁吁地跑到王震面前：“报告政委，电台已成功带出！”王震兴奋地拍了拍龙振彪手中的电台，说道：“干得好！迅速向北面的山沟撤退，我来掩护你们。”
事后，龙振彪回忆道：“抵达河滩之际，王震亲自为我们提供掩护，引领我们进入山沟，巧妙地避开了敌人的猛烈炮火。行进匆忙间，我们甚至未及牵回乘坐的骡子。抵达宿营地后，夜幕降临，我们在联络时惊讶地发现，手键以及一些备用零件不翼而飞。”
手键是通信员的必备工具，少了它，如何传递电报？众人一筹莫展。一份字数超过百字的紧急电报需立即发送至红二方面军总部。龙振彪灵机一动，取来一根较粗的铜丝，将其剪为两截，将两端用作电键的接触点。通过调节接触时间，他成功模拟出电码的“点”和“画”。经试验，虽不及手键操作流畅，但信息传递依然清晰。这封紧急电报迅速被发送至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
我军继续向北方挺进，途径成县与天水之间的公路时，遭遇了国民党军的一个连队及其电台，该连队正前往天水进行换防。经过激战，该连队被我军全歼，电台亦被缴获。龙振彪回忆道：“这便是我们在长征途中缴获的最后一部电台，院宗绍与杨迪哲同志由此成为了我军的报务员。”10月10日，部队成功渡过渭水。22日，部队抵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
长征胜利结束后，红六军团对龙振彪同志予以了一次二等功的表彰。
龙振彪终生与红色电波相伴。
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同年9月，龙振彪被委以重任，担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部电台队长之职。翌年4月，他再次得到提升，荣任一二○师师部电台队长。
1940年冬季，日军对晋西北的抗日根据地实施了规模庞大的冬季“扫荡”行动。翌年1月，八路军一二○师的司令部从山西兴县的蔡家崖迁至小善畔东南山的一处村落，以便安营扎寨。
一日，一二○师司令部忽闻急报：敌军已从南面逼近村落！一时间，司令部内气氛顿时紧绷。当时，司令部仅有一警卫连守卫，而敌军距离已近在咫尺，形势愈发危急。司令员贺龙、政委关向应迅速掏出手枪，准备迎敌。贺龙手持手枪，指挥全体人员向北撤退。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率领警卫连，勇敢地迎战日军。他边组织部队抵抗，边高声呼喊：“同志们，此刻情况万分危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坚守阵地，保护好首长和电台的安全！”
警卫连此刻已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交火，枪弹如暴雨般倾泻，战士们奋不顾身，顽强地抵御着日军的猛烈攻势。
司令部直属部队沿着陡峭的山坡向北撤退。滚滚黄河之水横亘在前，日军正从三个方向缓缓逼近。
贺龙与关向应并肩坐在一间简陋的土屋之中，目光紧盯着地图，同时大声呼喊：“速速将龙振彪唤至此地。”
踏入简陋的小屋，龙振彪闻言，贺龙的神色凝重，语气沉痛地说：“我们目前正面临极其严峻的困境。”紧接着，他加重语气，再次强调：“形势异常紧迫！”随后，他指示道：“一旅位于临县方向，与我们距离最近，必须立刻向他们发送电报，命令他们火速南下，为我们提供支援！”
“你必须亲自驾驶飞机！务必将电报及时发出。”
龙振彪疾速返回驻地，立即着手搭建天线，迅速开启通信设备，很快便与晋西北军区独立第一旅建立了联系。然而，对方信号微弱，操作手法亦不甚清晰，加之日军炮火的严重干扰。凭借多年通信联络的丰富经验，龙振彪紧咬牙关，一丝不苟地辨识每一个电码符号，并有意放慢发报速度，以确保信息尽可能无误地被对方接收。不久，他成功发送了这份至关重要的紧急电报。
电报一经发出，独立第一旅迅速从南面展开支援，日军顿时陷入被动迎战。与此同时，一二○师司令部及机关人员从北面成功突破重围。
我军的猛烈反击将日军的“大扫荡”计划彻底击溃，一二○师师部遂继续进驻兴县蔡家崖。先头部队及领导人员已安顿于村中，而贺龙师长则偕数名警卫员，于村外坡地落座，一边手握烟斗悠然抽烟，一边静候后随的电台人员。待贺龙师长目送龙振彪步入视野，便起身高声呼喊：“龙振彪，速将电台的战友们召集起来，我有话要说。”
贺龙赞许道：“此次成功击退敌人的大‘扫荡’，你们的任务执行得十分出色，令人满意。我谨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言罢，贺龙逐一与电台的指战员们握手，以示感激。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龙振彪英勇参战，先后投身于忻口、晋西北七城等重大战役以及齐会、陈庄等激烈战斗，屡建奇功。1944年四月，他被调往延安抗大深造。从1946年一月到1949年六月，龙振彪先后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科学科科长、西北军区通信联络处处长的要职，并兼任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及西北电信处处长，积极参与了晋北保卫战、延安保卫战以及西安解放战役等重大战斗。
新中国成立之际，龙振彪被任命为东北军区通信处的副处长。1952年2月，他赴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深造，并于1955年4月毕业后，担任了沈阳通信学校的校长一职。同年11月，龙振彪晋升为高级通信学校的校长。1961年1月，他又被任命为通信学院的院长。随后，在1961年8月，龙振彪荣获少将军衔。1963年12月，他被调至通信兵部担任副主任。到了1975年3月，他再次升任，成为总参谋部通信部的副主任。1981年1月，龙振彪又转为总参谋部通信部的顾问。遗憾的是，2000年9月27日，龙振彪在北京因病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龙振彪的一生，始终沉浸在红色电波的激荡之中。贺龙曾对他的品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政治觉悟坚定，电信技术精湛，任务完成得尤为出色，堪称红军队伍中培养出的通信领域的佼佼者。”
